经济危机的应对之道 危机的爆发开始了事件的不正常过程，或者出现了在事件的发展进程中那些不正常的事物。

4、建立金融安全与国防安全之间的衔接制度。这两个步骤无论是在日本九十年代泡沫破灭还是亚洲金融危机中，都是引爆危机的关键两步，其充当着制造危机的药引和引爆危机的雷管的作用。

衍生品发挥作用的基础和突破口是我国各领域大量的债务，这与前几次金融战争的原理相似，都是要是先找到关键性的突破口，然后通过资金运动进行扩大（日韩金融危机都符合这种原理）。金融攻击所选择的目标特点，加之其操纵手段的隐蔽与巧妙，使得很多人对它的认识往往趋于模糊，认为最终危机的爆发完全是因为被攻击方本身的问题，而忽视了做空攻击方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因此，加紧对包括金融战在内的混合战争手段的研究，分析金融安全与国家军事安全之间的转换规律，并尽快建立相关的衔接制度、机制尤显紧迫。它的攻击对象主要针对特定的企业、行业，直接针对国家级目标的攻击相对较少，对唯一对国家级目标有成功攻击记录的就是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对东南亚国家以及英国英镑的攻击。针对国家的恶意做空行为往往多由对冲基金等非国家主体揭开序幕，首先通过攻击特定公司、骨干产业动摇对目标国家经济前景的预期，接下来国家主体才会逐步参与，其作用往往更多体现为对目标国施加政治与外交压力、制造和利用地缘政治冲突，给目标国的危机进一步雪上加霜，往往无须冒与之真正开战的危险。

人民币汇率：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失速，国内通货膨涨的加剧，人民币实际购买力正在下降，但此时人民币对美元比价仍在上涨，这意味着人民币被高估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中国作为后起的市场经济体，相对落后的被动金融监管很难跟上美国对冲金融机构高度发达复杂，花样不断创新的金融衍生品创新。疫情导致金融市场风险偏好大幅回落，一方面导致投资者从高风险资产上撤离，加速共同基金、对冲基金等产品的平仓、减仓，加剧资产下跌趋势

2018年末，债券投资余额达82.5万亿元，较2007年末年均增长19.2%，增速超过了贷款，占资金运用总额比重为22%（详见表5）。在债权类融资快速增长、股权融资增长较为缓慢、股票与GDP之比下降的背景下，全社会债务水平上升加快。近期发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金融部门及时出台了一系列金融支持疫情防控的措施。随着债券市场的发展，企业部门债券融资快速增长，2008年至2018年间，债券融资占比累计提高了9.4个百分点。

没有正确的金融理论，就没有高效的金融实践。主要原因是国际金融危机后外部经济环境发生显著变化，我国国际收支趋于平衡，国内金融体系融资增长较快。

2007年至2015年中国GDP增速从14.2%下行至7%，9年间下行7.2个百分点，2016年至2019年GDP增速从6.8%下行至6.1%，4年间下行0.7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的下行调整总体是在收敛的。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经济主体分散决策、自担风险。政策建议 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之间紧密关联、相互作用。吴晓灵（1995，2005）、谢平（1992）在分析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现状与问题的基础上，认为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加大了经济运行的社会成本，建议应促进资本市场和直接融资的发展。

2018年末，存款占资金来源总额的比重为49.8%，较2007年末下降6.1个百分点。从分类看，债券融资属于直接融资，但我国债券的持有主体是银行，2018年末银行持有的债券占全部债券的51.5%，其中相当部分实际上是银行通过货币创造为企业融资，也具有间接融资的特点。风险向金融机构集中的趋势明显，2018年末，金融机构承担风险的占比较2007年末提高了14.2个百分点。本文中直接融资主要指通过资本市场的融资，大体可对应表1至表6中证券项等有关数据，其中股票和债券是主要部分，另外表1至表6中特定目的载体、直接投资（包括私募和风险投资）和其他投资的一部分也属于直接融资。

其中，对于国内主体持有的国内金融资产，统计项目参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的分类，对各统计项目进行归类。分散、管理和配置风险是金融的基本功能。

A股先后被纳入明晟（MSCI）、富时罗素和标普道琼斯等国际指数。2003年之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呈现大额双顺差格局，外汇大量流入，外汇储备持续增长。

这一时期中国的高储蓄在支持国内投资的同时，形成经常项下顺差，经济高增长还吸引了大量外部投资，从而减轻了企业对信贷等债务融资的依赖。正确把握金融资产结构的演进规律，需要建立在对经济运行模式变化的深刻认知上。2012年以来，我国银行、证券、信托、基金、保险等机构的资产管理业务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各类机构之间的跨行业资产管理合作更加密切。在测算中： 对于存款，假定金融机构承担居民部门存款风险的95%，承担其他部门存款风险的80%，其余的存款风险由居民及其他部门分别承担。对于贷款，假定金融机构承担信用贷款100%的风险。与此同时，宏观杠杆率过快上升的态势也得到遏制，2017年至2019年两年累计上升2.8个百分点，远低于2008年至2016年年均超10个百分点的升幅，保持了基本稳定，其中企业杠杆率下降。

透过金融资产结构变化这个视角，厘清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和重要问题，对于下一阶段更高效地指导金融实践，促进经济金融良性循环具有重要意义。中国金融资产：总体视角 本节首先对2018年中国金融资产总量及各分项进行测算。

债务融资显著上升，加之名义GDP增速下降，导致宏观杠杆率大幅上升。在这种分类方法下，存款是存款人对金融机构的债权，是存款人持有的金融资产，贷款是金融机构对债务人的债权，是金融机构持有的金融资产，因此存款和贷款均被视为金融资产。

在稳定需求的同时，优化土地供给，促进供求平衡，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可持续发展。政府部门资金运用和来源之差由2007年末的11.5万亿元下降至2018年末的-11.4万亿元。

只有发展好直接融资尤其是股权融资，才能够减少对银行债权融资的过度依赖，从而实现在稳住杠杆率的同时，保持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不减的目标。从后文分析可见，主要与股票、国内主体持有的国外金融资产等增长放缓有关。2018年末，国内主体持有的国内金融资产总额达636.2万亿元，是2007年末的4.79倍，年均增长15.3%，与GDP之比由2007年末的491.3%上升至692%。首先，要管理好改革和开放顺序风险。

完善证券市场法律体系，健全金融特别法庭，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中国金融资产：分部门视角 为更清晰地观察2008年至2018年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出现的变化，本节从分部门的视角，进一步对居民、企业、政府、金融机构和国外等五部门的金融资产和负债结构分别进行分析。

金融风险防范与处置取得重要进展，表外和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风险等很大程度上得到治理，重点金融机构风险处置取得突破，坚定稳妥打破刚兑，依靠市场机制调节汇市和股市运行，完善必要的宏观审慎管理，外部冲击风险得到有效应对，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发展和开放程度提升，国外部门对我国金融市场的投资增多。

金融资产结构不合理导致国有企业行为扭曲、负债率高、风险增大等，这反映出发展资本市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综合考虑经济增长对债务融资的需求，以及防范杠杆过快上升可能导致的风险，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是适宜选择。

发展直接融资根本上要靠改革开放。近些年来，新增房地产贷款占新增人民币贷款的比重从2010年的25.4%升至2017年的41.5%。在1991年至2007年期间，中国直接融资占比总体呈现上升态势，其中股票市场的发展起到了关键带动作用。最近十多年来，我国银行贷款在各项融资之中的占比明显提高。

二是直接融资占比不升反降。与1991年至2007年间相比，2008年以来国内主体持有的国内金融资产增速超过了持有的国外金融资产增速。

要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财税关系，完善地方税体系，建立依法合规、规范透明、自我约束的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机制，减少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暂时的，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面不会变化。

取消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RQFII）的投资额度限制。2007年至2018年，居民部门贷款余额由5万亿元升至53.6万亿元，年均增长24.1%，主要是个人住房贷款增长较快。